王婉谕指出，目前的台美关系之下，两国的金融主管机关同步发表协议内容，且明确把「美国从未要求台币升值」，但台湾「将提高汇市干预的资讯透明度」诉诸于文字，「这绝对是前所未见的事件」。
但她认为，从长期政策结构的角度分析事件，「台湾病」并非单一原因，而是汇率、利率、产业结构、低薪高房价、税制与资本流向共同累积的结果。且《经济学人》的观点并非首次提出，台湾多年来已有学者提醒，偏弱的汇率使出口业获利，却压低了台湾人的购买力，寿险产业大量持有美元资产，却负担台币计价保单，这样的「货币错位」难以承受台币的显著升值，及内需消费不足、储蓄过高、长期低薪、资本流向房地产与高房价的后果，长期存在于台湾社会。
她指出，央行此次回应主要聚焦在「大麦克指数不能判断汇率高低」与「汇率主要由跨境资本流动决定，而不是购买力平价」等技术面，但未谈及市场最担心的曝险部位是否会引发金融动荡？为何台湾不敢像其他国家一样调整汇率？及消费不足、低薪高房价与汇率政策的关联？
她认为，央行不是不知道问题的所在，但站在金融稳定的本位任务，央行没办法「承认」这些真正的大风险，也没办法代表执政者去回应低薪高房价的问题。
针对外界揣测美国是否要求新台币升值，王婉谕认为从文本来看，美方更关注的是金融稳定，以及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。她认为，美国希望台湾提高透明度，以降低国际金融体系风险。
王婉谕表示，「台湾病」没有一个单一原因，而是汇率、利率、产业结构、薪资停滞、税制、资本流向共同形成的复合体。汇率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但绝不能忽略台湾社会一个相当重要的现象：就是将大量的资本，涌向了房地产市场。
对于《经济学人》描述的「超稳定结构」，王婉谕认为，其成因复杂，房地产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她点出三项核心问题：
一、失能的房地产税制：
地价税税基偏离实价、囤房税效果有限，使持有房产成为报酬高且风险低的投资，并排挤产业投资。
二、政治为金权服务：
建商、地主、金融机构皆受惠于房地产价格上涨，也形成选举政治重要金主，使政策朝向房市倾斜。
三、不分党派，持续政策做多房市：
无论执政党为何，政策普遍偏向做多房市，包括超长年限房贷、宽限期、新青安等，使年轻人得以购屋，却推升房价持续上升。政策的持续作多，才让房地产始终是「投资」首选。
综观上述三项问题，她表示：「央行不是高房价的元凶，政治才是。」呼吁政治人物面对问题，认为当人民的压力大于金主时，改革才会开始；只有当政治人物知道在金主与选民之间如何选择，台湾才有机会走出这个超稳定、却不健康的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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